有买方爸爸在闲扯宏观时，曾感叹，“我们是历史创造的一代，也是创造历史的一代”，当时就为买方爸爸宏大的历史格局所折服，连忙感慨巨佬就是巨佬。

直到后来补 “学习强国”分数时，小编才发现这句话来源于《人民日报》。（高端玩家就是高端玩家）

仔细回想这句话，小编突然想到农商、城商……

农商行，城商行从其产生至今，两者风雨飘摇许多年，此处小编就回顾下二者缘起。还是老规矩~小编作为非银人士，对于二者了解有限，多数材料来源于网络公开信息以及业内大佬口述，如有不专业之处还望各位大佬勿怪~

农商、城商前身均是合作社，只不过一者为农信社，一者为城信社。在二者产生之初，农信社作为我国农村地区唯一的金融机构，其覆盖范围达到我国80%地区，数量曾达16万个。而城信社也因其不是银行，却享有银行之实的定位，让各地政府眼馋不已，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全国已有5000多家城信社，数量虽不及农信社，但也基本涵盖我国大部分县市。

1、农商行缘起及发展

两者中，农信社的发展最为曲折，仅是其管理权就经历了“几收几放”，由最开始的人民公社、生产社对其管理，到其后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再到之后央行收权委任农行代管，再到农信社与农业银行彻底脱钩，改组为 “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几经波折。

（1）农信社的创立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四大行逐步退出农村市场，农信社替代这一缺位，三农方向业务比重加大。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农信社发放的农业贷款占同期全国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的81%。

于此同时，农信社在发展过程中所暴露问题亦不容忽视。大部分农信社当时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并不健全，加之监管缺失，致使部分农信社坏债不断，甚至资不抵债。按照当时贷款分类口径统计，2002年全国农信社的不良贷款比例高达37%、资本充足率为-9%，资不抵债额度高达3400多亿元，从技术上已经达到破产标准。农信社亟待改革。

在2001年，江苏省首先开始农信社改革试点，当时张家港市、江阴市、常熟市分别成立了全国第一批县级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张家港农商、江阴农商、常熟农商三位大腿。

（2）由农信社到农商行

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在吉林、山东、江西、浙江、江苏、陕西、贵州、重庆等8省（市）开展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6月，国务院再次下发通知，决定进一步试点范围扩展至除海南和西藏以外的21个省（区、市）。

由于农信社数量庞大，各地亦有自身特殊性，此次改革并未“一刀切”，而主要集中在产权以及管理权两个层面，提供多种方式进行选择。其中产权领域农村信用社可自主选择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三种产权制度任意一种，组织形式亦有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县（市）统一法人和县、乡两级法人农村信用社四种模式可供选择。

但由于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长期缺位，部分地区大股东侵蚀公司利益情况严重，监管层重点鼓励符合条件的地区将农村信用社改造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经历了多年的权衡博弈，2011年，银监会提出，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全部改组为农村商业银行。

2、城商行缘起及发展

城商行的发展亦有诸多曲折，但较于农商行管理权的反复，产权的纷繁复杂。城商行发展更多的是纠结于异地业务的扩张。其间发展可根据其名称变化而划分为不同时期。

（1）城信社时期

城市信用社时期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当时在河南驻马店成立了国内首家城市信用社。从1979年至1986年，全国城市信用社合计约1300多家。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颁布，城信社地位和作用得以明确，城信社数量激增。截至1989年末，城信社数量达3330家。

后因城信社过度粗放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专门的清理整顿工作。清理整顿工作结束后，恰逢我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各地资金融通需求激增，纷纷申请新设城市信用社。

与经济过快发展相伴的往往是资产的泡沫，作为彼时资金融通的重要参与者，城信社各类风险暴露出来，接续着之前的清理整顿工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大力清理整顿金融秩序。

（2）城市合作银行时期

从1993年7月1日起央行停止审批新的城市信用社，已下达但未用完的指标也暂停使用，同时对越权超规模审批城市信用社的问题进行清理。但农信社存量规模依然庞大，截至1994年年底，全国平均每个县就有3家城信社。从1995年开始，央行开始将现有城信社开始改组为城市合作银行。1995年，全国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成立（现为平安银行），城商行步入城市合作银行时期。

但这一称谓并未持续多久，1998年，城市合作银行开始逐步更名为商业银行，城商行这一称谓逐步成为主流，步入了城商行时期。

（3）城商行时期

A、整改期

在城商行时期，经历了飞速发展、转型之后。城商行受制于客户过度集中、业务与当地捆绑过于紧密以及风控不够严格等，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海南发展银行危机，当时受海南房地产风潮影响，当地30余家城信社严重资不抵债，甚至发生挤兑现象。

后决定由海南发展银行对农信社进行兼并收购，但海南发展银行自身即存在不良率过高等问题，在兼并过程中因负担过重，严重资不抵债，直接倒闭。好在后期政府的金融整改，城信社、城商行的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人民银行也开始鼓励城商行通过引进增资扩股，以其藉此规范其股权结构，扩大其资本，提升抗风险能力（这其中缔造了诸多XXX系，如最近比较火的明X系）。2003年，银监会成立，城商行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B、扩展期

从2004年，银监会即鼓励民间资本、外资入股城商行；2005年，银监会允许实力较强的城商行放开区域限制，各类利好政策不断。这期间产生两个热潮，即外资入股城商行热潮，例如ING入股北京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入股西安银行，澳洲联邦银行入股齐鲁银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入股青岛银行，恒生银行入股烟台银行等等（诸多金主爸爸的外资股东多是此时引进）。以及开设异地分行热潮，在上海银行开设宁波分行之后，北京银行、南京银行也纷纷开设异地分行，区域限制的枷锁被打破了。

时至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大量项目上马，信贷资源告急，监管再度放开对异地扩张限制。2009年4月，《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发布，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商业银行在相关地域设分支机构，不再受数量指标控制，同时放松对分支机构运营资金的要求。一时间，城商行资产规模扩张近一倍，但也引来高层领导的关注。

C、限制期

2011年两会期间，高层领导剑指城商行跨区域扩张，“我批评了他们，我一打个盹，你们就跑了。北京还不够你们干的，你们跑了，北京谁来管？”自此，城商行扩张脚步开始停滞下来，其后城商行异地扩张原则上限于所在辖区内和周边经济紧密区，不得跨省。再之后，受实体经济放缓，区域发展分化等因素影响，诸多与当地经济紧密捆绑的城商行，逐步面临境内经济发展停滞，企业坏账凸显等问题。从2015年开始，部分城商行开始面临利润负增长。

截至2018年末，农村商业银行由2016年底的1114家增至2018年底的1427家，部分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以至于农信社数量略有减少；而村镇银行在2016年到2018年从1443家增长到了1616家。也在此时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安徽和湖北等多个省（市）已全面完成农村商业银行改造工作。从农商行的资产规模来看，根据银保监会网站公布数据，截至2019年1季度末，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含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吉荣机构）总资产为361137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3.09%；总负债为333346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3.15%。农商行总资产规模领先于城商行，仅次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

至于城商行大佬，根据小编查到的数据，我国现有城商行134家（可能略有出入）；截至2019年1季度末，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总资产为352269亿元，占银行也金融机构比例为13.1%，总负债为326195亿元，占银行也金融机构比例为13.2%。较于农商行整体数量较多，整体方差较大，城商行更突显集聚效应，现有上市银行中，北京银行总资产规模已达2万亿，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总资产规模均达1万亿以上，而宁波银行、盛京银行、徽商银行总资产规模也逼近万亿。

追忆完农商、城商往昔，小编舒了口气，毕竟前文所言农商、城商的缘起变革多处于2013年之前，彼时小编还未入行，对于二者了解多基于书面或者听资深大佬所述说。

小编在梳理这一流变过程中，有时也在想，在那个激变的时代，在无数次农商、城商改制、整改、兼并、重组过程中，在那些庞大的数字背后，可能隐藏的就是彼时和我们一样年轻的金融人士，他们裹挟在时代的潮流中，或成为大佬，镇守一方金融机构；或出走非银，在券商、基金施展拳脚；或完全脱离金融，走向其他领域。在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命运有时微不足道，但有时个人命运的汇总，才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激流。

扯远啦，追溯完这么久远的未来，下面我们要回顾的就是还不算太远的过去，也是农商、城商大佬进入固收这个领域的时间节点。主要是梳理农商、城商2014年至2017年脉络，还是老规矩，季度不专业，望各位大佬指教。

在正式开扯之前，我们先来看张图~

在2013年“钱荒”结束之后，我国债市开始步入新一轮牛市，而城商行、农商行恰是在该时间大规模介入到银行间市场。其实，城商行、农商行介入到银行间市场与当时所处环境也有很大关系。

彼时资产端，在宏观经济整体增速回落的背景下，本区域企业盈利能力的下降致使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似曾相识的情景）；再者，2013年我国放开贷款利率市场化，较于大行所给出的贷款利率，城商、农商大佬们并没有多少竞争力，存贷款利差收缩，传统信贷业务利润贡献下降；加之农行爸爸、邮储爸爸重归县、乡区域客户，而城商、农商行异地扩张受限，线下存量客户面临被侵蚀风险，新增客户难度较大。

负债端，受支付宝等诸多“XX宝”冲击，城商、农商大佬们发现低成本存款要么将转化为高成本理财，要么投向“XX宝”；与之相对的是，2014年货币政策趋向宽松，资金市场价格便宜。由此，同业业务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已然齐备。

1、同业存单

提起同业业务不得不说同业存单，同业存单是个神奇的东西，那时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对同业业务进行了界定，规定“同业业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以投融资为核心的各项业务，主要业务类型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融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

其中，并不包含同业存单，所以~同业存单不算同业负债，它介于债券和同业存款之间，本质上其属于同业存款的凭证，但在质押交易等过程中与债权基本无异，在资产负债表科目中融出方也是计入“应付债券”或“已发行债务凭证”，加上监管当时并未按照同业负债考核~因此同业存单成为表内获取稳定资金的利器。那个时间段，城商大佬的同业存单发行量，一直占据整体发行量的半壁江山。

2、同业理财

除去同业存单外，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吸金利器”同业理财。相较于零售和对公理财，同业理财更具有批发业务的特征，对价格更为敏感且募集规模较大，容易作为银行冲量工具，特别是对于农商行，零售和对公理财增长较为缓慢，在在理财市场也不具备特别竞争优势，发行同业理财扩张规模更为便利。非保本的同业理财那时也无需穿透，属于完全不受监管的表外业务。农商行大佬们同业理财规模虽不大，但是收益竞争力极强，小编如果没记错，5-6左右的收益也曾是常态。

3、同业链条的形成

由于同业存单与同业存单之间，同业存单与同业理财之间存在一定利差，再加上同业存单可以形成资金池，同业链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买入返售、多层嵌套、加杠杆等模式可以实现逐层套利。当时最简单模式就是A买B的存单，B买C的理财，C再委外出去投向债券市场。但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各种模式实现“空转”，例如A买B的存单，B再买A的存单，或者A出给B回购，B再用回购购买A的存单~反正资金价格便宜情况下~怎么都是赚的，就和击鼓传花，最后通过委外流向债市，流向实体。

小编在查找相关资料时，找到一则2016年的新闻，里边引用过这样一组数据，“截至今年三季度末银行理财存续规模约为27.1万亿元，较2015年末的存续规模23.67万亿元增长了14.49%。” “根据三季度末银行存续数据，并假设银行资产等级相同的银行具有相同的委外资金占比（委外资金/理财资金），我们估测出银行理财资金中委托外部投资的金额约为3.46万亿元，占总存续规模的12.77%。其中，城市商业银行委外占其总存续规模的比例约为24.86%，农村金融机构的理财资金选择委托外部渠道进行投资资金的比重约为49.68%。” 

城商、农商行大佬们之所以会将大部分资金委外也是无奈之举~农商大佬们根据2014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金业务监管的通知》（后称《通知》），原则上监管评级三级以下的农村商业银行仅可投资风险权重为零以及AAA级债券，或者投资以债券为标的的资产回购、保本和保证收益型理财。

然而2015年、2016年那个时代~AA+的城投收益率可能不到4%的收益率~而农商行同业理财收益率差不多都要到4%，再加上农商行不能投地产、两高一剩等等高收益资产，收益压力极大，再者二者整体投研人数较少（几个人管大几百亿规模），管理精力有限，委外业务也就适时爆发了。据说夸张的时期，一家农商行上下午能接待同一公司同一部门的不同委外团队。

根据前文所说《通知》，农商行大佬们投资信用债受限，但是大佬们投资证金债是可以的~虽然理财资金成本高，配置较为吃力，但是自营资金还是可以的~再加上同业存单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不少农商大佬们开始通过利率债波段赚取资本利得~证金债市场上有名的“银行间四大神兽”其中三家都是农商大佬们，据说巅峰时期，吞吐量一度超过几个全国性银行。至于城商大佬们，本就是债市老司机，在经历了13-14年的修整回血后，继续发车~全市场都是大佬们买买买的身影。

从2014年到2016年，城商行应收款项投资规模翻番，资产占比由14%提升至20%；从2014至2016年，城商行债券投资的规模增长了71%，在总资产中占比由16%提升至21%，还未包括委外业务的间接债券投资~除去直接的投资业务外，牛市背景下各类中间业务需求量也巨大，城商、农商大佬们也积极开展中间业务，诸如3D业务，过券业务等等~ 

在各方加持下~资本市场业务板块占城商、农商行利润比例贡献激增。多家上市城商行中，来自金融市场板块占营业利润比例已超过30%。在2016年，部分农商行的资本市场板块所贡献利润比例甚至达到60%，远超过传统的信贷业务。较于传统信贷业务需要庞大的客户经理作为支持，资本市场业务多则需几十人、少则几人即可，成本低太多，可能较大的支出就是办公场所的租赁。

看到该板块业务的丰厚回报，各家农商纷纷加大对该块业务投入，不论是成本上、人员上还是授权上，同业条线、金融市场逐渐成为行内的核心部门。在此期间，为了提升与交易对手的交流，也为了招揽到优秀人才，各家农商爸爸开始在北上广深租借高档写字楼，作为业务分中心（也有不同模式，有以北上广深作为分中心，与总部分开结算的；也有由总部直接派遣过来的，与总部统一结算）。一时间，从上海陆家嘴的恒生银行大厦到北京金融街泰康国际，来来往往皆是城商、农商大佬。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间点也是身边很多小伙伴加入了城商、农商队列的时间；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我们认识了很多伴随我们共同成长的交易对手、买方金主、主承大大~也是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很多人都和城商、农商小伙伴们约过月坛的烧烤，金融街中心的地下食堂，银行间的狼人杀，金融街的德州趴（听着好腐化堕落）~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时光越美好，为得到它所付出的代价越大，它消逝得也越快。

——东野圭吾

这句话适合很多场合，尤其是资本市场。在经历了15年、16年的狂欢之后，债市迎来调整期，这波调整期持续到了2018年上半年，而城商行、农商行也在经历了盛宴之后，迅速转入另外境遇，其间变化足以载入中国银行史。

2015年12月，“去杠杆”作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出。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明确，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要规范政府举债行为等。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

2018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结构性去杠杆”，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划定基本思路。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此次中央财经委首提的“结构性去杠杆”不仅高度概括了此前去杠杆的整体思路，并将这一任务上升为“顶层设计”。

在此之后，各个监管机构开始逐步落实中央财经委的要求。在十九大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金融领域去杠杆”、“金融业去产能”、“回归实体经济”成为监管的主要思路。虽然2018年三季度，受外部因素扰动，去杠杆的步伐一度放缓，“稳”字成为金融经济领域的主导，但在2019年一季度后去杠杆再次提上监管机构日程。

1、监管层面

2017年是属于监管爸爸的一年，当时有大佬在研报中提及一个狼人杀梗“天黑请闭眼，监管一次只能选择一个，不能银行信托证券一起选”，当时也有个新词“监管竞赛”。由同业业务所产生的资金空转，监管套利等正是此次监管的重点。

从2017年3月起，银监会接连出文。小编细数了下当时银监会的发文频率，仅是四月一个月，银监会就出台了5个重磅文件，基本达到了每个月平均两份监管文件的频率。让大家深感“监管爸爸”还是“爸爸”，只要文件出的够快，市场就跟不上解读的脚步。

此次监管对同业业务限制如下：

1、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

2、著名的“三三四十”（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

3、将表内外债券投资纳入统一监测；

4、确提出需降低对同业存单等同业融资的依赖度,控制同业融资规模,并再度强调重点检查同业业务多层嵌套、实行底层资产严格穿透；

5、对于匿名客户的风险暴露情况进行了补充，对同业单一客户或集团客户的风险暴露不得超过一级资本净额的25%，无法穿透的同业理财、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面临赎回压力；

6、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计入MPA考核；

7、LCR指标的存在对MPA同业负债指标的达标存在一定压力，银行可能会为满足LCR指标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同业负债指标。

2、市场层面

在2015-2016年货币宽松的年代，同业存单与同业理财之间存在的利差驱动着机构进行期限错配，通过滚动发行短端存单用于投入收益较高的长端同业理财资产。但伴随同业存单紧盯的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同业存单与同业理财间的利差被严重压缩，甚至有的产品会出现倒挂。但该部分同业理财资金最终去向是委外，2017年债市由牛转熊，诸多资产处于浮亏状态，浮亏毕竟只是“浮着”，如果真的清理资产赎回，就真的亏了，诸多大佬只能是咬着牙继续接续。这部分有用同业存单接续的，也有用个人理财和对公理财接续的。但伴随委外协议的逐步到期，各家大佬开始纷纷赎回，同业链条开始从最源头的资金端断裂，同业业务开始急速萎缩，逐步回归到流动性管理的初衷。

2018年4月27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2018年9月28日，银保监会下发了《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两份文件虽较于市场预期略显宽松，但对银行传统的理财产品仍有如下影响：

1、银行公募理财产品的认购起点降至1万元（偏利好）；

2、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一是要期限匹配，资产的终止日不得晚于封闭式理财产品的到期日或开放式理财产品的最近一次开放日。二是注意限额和集中度管理。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余额，不得超过理财产品净资产的35%或银行总资产的4%；投资单一机构及其关联企业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余额，不得超过银行资本净额的10%；理财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

3、集中度管理，每只理财产品单只证券或单只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全部理财产单只证券或单只公募证券投资基金，不得超过该证券市值或该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市值的30%；商业银行全部理财产品持有单一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30%。

4、流动性管理。一是要求开放式理财产品应当具有足够的高流动性资产。二是交易管理。要求银行加强理财产品开展同业融资的流动性、交易对手和操作风险管理，针对买入返售交易质押品采用科学合理估值方法，审慎确定质押品折扣系数等。三是压力测试。四是开放式产品认购和赎回管理。要求银行在认购环节，合理控制投资者集中度，审慎确认大额认购申请；在赎回环节，合理设置各种赎回限制，作为压力情景下的流动性风险管理辅助措施。

5、银行销售理财产品时不得宣传或承诺保本保收益。

6、商业银行每只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的杠杆水平不得超过140%，每只封闭式公募理财产品、每只私募理财产品的杠杆水平不得超过200%。商业银行不得发行分级理财产品。

7、理财产品不得投资本行或他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监管机构对理财业务实行穿透式监管，向上识别最终投资者，向下识别底层资产。

农商行、城商行，尤其是农商行是“扶持小微、扶持三农”的“主力军”，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监管趋严背景下，小微和三农是贷款违约的重灾区。从小编查找到的数据来看，从2016年末至2018年6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的2.49%已连续7个季度上升的4.29%，接近5.0%的监管红线。截至2018年9月末，农商行平均不良率4.23%略微下降（也可能是部分年报未披露影响），但远高于国有行1.47%、股份制银行1.70%及城商行1.67%，也高于同期银行业平均不良率1.87%。

小编试着百度过“银行+不良率”，出现的结果非常惨痛，“不良率超20%”、“资本充足率为负”。我国农商行承担着扶助小微和扶助三农的重大历史使命，但是其规模并不大，风险资本有限，如果当地经济出现波动，不良率很容易攀升。但现今农商行异地扩张受限，资本扩充手段有限的背景下，不良率过高并没有太多有效办法。

2018年12月29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意见》，要求异地非持牌机构一年内回归本部。其实在此之前，在2018年1月颁布《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4号文）时，将异地非持牌经营为违规违法经营之后，已开始有城商、农商大佬逐步撤回北上广深的业务点。伴随对异地持牌的限制，城商农商大佬们开始大规模撤离北上广。

这也是小编看过除毕业季外，最悲伤的时刻，对于由本部派遣至一线城市的老农商、老城商人来说，回归本部，还可以兼顾家人，但对于在异地招聘的新人来说，大家还是更希望留在北上广深，一时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原来的泰康国际、恒生银行纷纷人去楼空，QQ上也是“最近搬家，业务暂停”，或者“离职中，交易请联系XXX”。小编那天翻了下QQ，发现很多城商、农商大哥在那之后，头像颜色一直是灰色，也有大哥签名备注“已转岗至信审部”，再翻看聊天记录，发现最近的一条定格在18年末或19年初……….

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从银行转入非银，继续留在北上广，和我们一起漂泊~但就像有位大哥曾经说过的 “招的人都走了，这块业务，我们真的做不动了”。对于交易、同业这块强人格属性的业务来说，人员的流失，让城商、农商大佬们这块业务又回到了多年之前的状态。

2019年1月1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该《意见》明确，农村商业银行原则上机构不出县（区）、业务不跨县（区）。虽然线上业务并没有明确规定，但也让诸多农商大佬们突然感觉这么多年为异地展业做的努力，突然间没了意义。

前文已提及，省联社作为地方政府授权的农信社、农商行管理机构，其职权来源于2003年国务院15号文“管理、指导、协调、服务”，在农商行发展的过程中，省联社亦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伴随农商大佬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不可避免的与省联社的管理模式产生龃龉。其间比较有名的就是苏南的某上市农商拒绝省联社的人事任命。

时过境迁， 伴随农商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各地省联社管理模式也趋向多样化。有严格限制型，严格恪守贷款不许出县，资金不许出省，至于委外、投资省外企业债券等等，可以完全不用考虑了，同业和表外理财坚决去杠杆，压规模；有集中管理型，将省内各家农信社、农商行交易员集中在自己交易大厅中，所有业务由省联社提供交易系统，来统一归口管理；也有鼓励型，积极帮助当地农商逐步开展线上业务，组织培训，邀请专家讲课等。但从18年之后，由于不良率高企，委外暴雷不断，大部分省联社都趋向于严格管理型，对于境内农商行的线上业务都趋向严格限制。

截至2019年5月，已有10家农商行上市，其中江苏地区6家，根据现有A股申报项目来看，估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发达地区农商开启上市之路~

但与之相对的则是，在部分中西部地区，农商大哥们刚刚由农信社改为农商行，或者线上业务还未开启，或者刚刚开启业务还未理顺。在经济回落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存款规模日益走低，资金来源大幅缩水；而贷款投放，也面临境内企业资质一般，不良率高企的情况。即使央行通过定向降准进行资金投放，但是千亿级别资金对于债市可能是短期利好，但对于我国广遨的地域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即使如此，一方面我们要求农商恪守本分，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扶助小微，扶助三农；另一方面，我们又限制其同业业务，限制其资金来源，严格要求其不良率。

伴随银保监会监管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省联社管理模式的迥异，农商与农商之间，也出现分化。一边是门类齐全，资金来源充足，拥抱更广阔金融市场的农商；另一边是囿于当地，存款下降，不良高企的农商。作为金融机构，我们可能更关注前者；但是后者，在我们未曾注意的地方，也在顽强生长着！在我们没有注意的地方，也还有农商、城商、联社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在监管的条条框框中，在支持着金融创新，在支持着实体经济，也许多年之后，我们再回顾农商往事，抛去机构之间的纷乱变革，我们会发现后者也在书写着它自己的历史。

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时间也不长，但处在变革的时代，我们见证着一场场足以铭记于历史的变化。从“L型走势”一词的产生到熟练应用；从“mao yi摩擦”的开打到华为的被禁；从股市由10000点不是梦到腰斩至2500点；从公司债的放宽到我债体量成为世界第三；从隔夜1.1到隔夜+300BP；从账上200亿的KDX到技术性违约的城投债……

如果要列下去，还有不少“有生之年”系列。小编也在想，金融与实体，原本实体要发展，需要金融发展；现在实体要发展，需要金融去杠杆。时过境迁，实体已不再是当初的实体，金融也不是过去的金融。在宏伟的时代背景下，可能城商、农商的变迁，只是历史变迁华曲中的一个乐章，但对于机构的个人来说，这却是全部。也许我们和处在激变年代的前辈们一样，被裹挟在时代的潮流中，在各类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中飘摇向前，也许未来我们从银行走向非银，从这家走向那家，甚至不再从事这个领域，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说~

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也许历史的进程我们无法忤逆，但是每一个选择，却是我们自己做出的。